人种叙述的历史缘起

编按

前不久某电商食品品牌的速食粉广告，由于海报模特的“独特”造型，引发了互联网上不小的舆论争议。某种面相或妆容是否会被种族歧视的自我意识所辨识，取决于特定的接受语境；而这种自我意识的形成，亦有其历史性。孙江教授梳理了近代以来人种学知识在中日两国传入，并考察了具体在教科书编撰上，明治政府与晚清政府及国民政府的差异。本文提示我们，人种主义的知识与传统的“族群”话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中产生的“文明”观念、“进步”观念密不可分；而在近现代中国，人种主义的话语也曾发挥过政治化的功能。本文原载于《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一辑）。

肤色的等级——近代中日教科书里的人种叙述

孙江/文 

一、 问题所在

在17世纪以来形成的各种近代知识里，人种/种族知识(racial knowledge)的生产/再生产由于与传递偏见和仇恨的人种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形影不离，长期以来很少有学者问津。20世纪末，学界突然兴起了对以往人种知识的研究热，各种关于近代人种知识的著述纷纷问世，这些著作不仅揭露了近代“没有人种的人种主义”的虚构性，而且还揭示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种歧视现象的普遍性。

在人种研究热下，中国历史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在众多的研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冯客（Frank Dikötter）的《近代中国的人种话语》一书。这本著作对古今中国文献中关于人种记述的广泛搜求，使其成为研究该问题的重要参考书，影响甚大。另一方面，如果仔细阅读该书，即可发现内里存在许多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比如同一时代不同人种叙述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在中国历史上带有族群差异的“华夷之辨”和消解这种差异的“华夷交融”何以共生长存？该书强调前者，而没有回答后者。在强调人种问题的“普遍性”时，该书没有严格区分中国“传统”的族群话语与西方近代人种知识之间的差异，而仅是将汉籍里的各种奇闻轶事和近代人种知识置于直线的历史序列里等量齐观。在这种先入之见下，该书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史料解释错误，比如，作者引用徐继畲《瀛环志略》中“居中土久，则须发与睛渐变黑。其男女面貌，亦有半似中土者”后评论道，“这再一次促使人知道在天朝居住会使外国人半人性化”。而实际上，原文如下：“欧罗巴之人，长大白皙，隆准深眶，黄睛（亦有黑睛者）。须多连鬓，或绕颊，有条直似中土者，有拳曲如虬髯者，有全剃者，有全留者，有分别留髭髯如中土者，不关乎老少也。发留二三寸许，长则剪去。须与发多黄赤色（明季称荷兰为红毛，近年称英吉利为红毛，皆因其须发之黄、赤。然欧罗巴人皆如此，非独两国为然也）。间亦有黑色者（发黑者睛亦黑），女子发与睛亦然，或云居中土久，则须发与睛渐变黑。其男女面貌，亦有半似中土者。”根本读不出作者所说的意思，而“或云”一语表明徐继畲对此也未必尽信。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段长文之前，徐继畲称：“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其地形则平土之中，容畜沧海数千里，回环吞吐，亦与他壤迥异，其土膏腴，物产丰阜。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充满了赞词。其实，据笔者的研究，《瀛环志略》的人种叙述与同时代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比，除去以阴阳五行陈述世界地理的差异对自然人文影响的表皮外，都是当时比较地道的西方人种知识。坂元ひろ子在高度称赞冯克的研究的同时，对中国近代人种知识的形成提出了一个看法，即中国近代人种概念是中国传统人种知识和西方人种知识结合的产物。但是，如果接下来追问中西人种概念是如何“结合”的问题，回答就不那么简单了。坂元本人的研究，以及石川祯浩、沙培德（Peter Zarrow）等关于梁启超人种话语的研究均显示两种不同的人种话语之间缺乏直接关系，二者之间的勾连需要借助其他因素为媒介。

回顾中国历史，尽管从汉籍中不难找出很多关于人种的叙述，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空间里出现的近代人种叙述有着清晰的来历：裔出欧美，转译日本。本文在此借助普及近代知识的重要工具--教科书来检验肤色的等级化/差异化--近代人种知识在东亚世界是如何内在化的问题？当各种西方人种知识直接或间接传入中国后，哪些知识最后变成了公共知识（public/official knowledge）？

二、“文明开化”——明治日本教科书里的人种叙述

“教科书塑造了日本人。”明治日本存在各种有关人种的叙述，具有公共知识特征的人种知识的书写和传播主要是通过教科书来完成的。考察日本的近代教育可以知道，在建设近代国家中，明治政府认识到近代学校的教科书是制造国民和统一国民意志的重要手段，因此，从明治五年后各级学校使用何种教科书开始由文部省来指定。

       福泽谕吉编译的《世界国尽》

获得文部省认定的教科书有福泽谕吉编译的《世界国尽》一书。这本教科书由五卷和附录一构成，初版于明治二年（1869) 。在第一卷“世界人民之事”里，福泽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布鲁门巴赫（J.F.Blumenbach）人分五种的说法，称“欧罗巴人种色白，其数四亿二千万人，亚细亚人种色淡呈黄，其数四亿六千万人，居亚米利加山中之人种色赤，其数一千万人，阿非利加人种色黑，其数七千万人，住大洋洲之岛人，呈茶色，其数四千万人”。对于这五种人，该书在分章叙述完毕后，于附录“人之地学”篇中指出：“世界上人种可分为五，其容貌智愚各异，各国风俗生计亦不相同。”进而，从文明和野蛮的角度，将五种人细分为四种特点：

「一者在混沌蛮野之内，最下等之民与鸟兽无异。阿非利加内地之新几内亚、阿斯达里加等土人为野蛮人，徘徊于旷野，以狩猎为业，或食虫，或采摘山野之树果、草根为食，其人无慈悲之心，相互争斗，执迷于事物，不明人道，甚而有食人啖肉者。居无定所，或搭粗陋小屋，聚而为村。为图便利，可遽然四散，不留痕迹。不事农业，不食五谷，衣服简陋，多近裸体。其知识固狭，不识文字，不知法律，无礼仪，无路标，此种愚民中，头领统治大众，所作所为，暴虐无道之极。

二曰远高于野蛮混沌者，为支那北方之鞑靼、荒火野及北阿非利加土民等，此类人民居无家舍，搭帐篷以避雨露，间有搭建家舍者，甚粗陋。逐水草而生，携帐篷家什而迁移。食牛羊肉，饮其乳汁，间有稍通农业、食五谷者。蛮野之国，虽有文字，然识字读书者甚罕。至于艺术，则拙劣无比，不知道具装饰之功夫。统治此等人民者为族长（patraiarch--引者），代代相传，下人视若君父，尊之羡之，其法无人情而近乎暴。

三为未开或半开者，虽未臻真文明开化之境，然较之蛮野，远为上等。农业发达，食物充足，艺术上进，进而追逐淫巧，建都会，饰家居，文字学问之道盛兴，然嫉妒心深，嫌憎他国之人，蔑视妇女，有凌弱之风，支那、土留古、边留社诸国可谓半开化也。

四称文明开化。重礼仪，贵正理，人情温和，风俗纯净，各业日新，学问月进。勤农业，事工作，百般技艺无不精进。国民安于业，乃得天之佑也。即末端者，亦自感满足。亚米利加合众国、英吉利、佛兰西、日耳曼、和岚、瑞西等诸国，可谓臻于文明开化之域。

《世界国尽》编译自美国人的著作，由于适应了明治政府“文明开化”之需要，问世后一版再版，阅读人数不亚于福泽的启蒙名著《劝学篇》 (《学問のすすめ》) 。而他关于不同人种文明与野蛮之叙述，成为其后教科书人种叙述之范本。意味深长的是，在福泽的叙述中日本不在场，他没有指出日本属于四个等级中的哪一个。对福泽来说，日本虽然推翻了幕府政权，开始了“明治维新”，但封建积习未除，百废待兴，尚不足以与英美强国平起平坐，在某种意义上，尚处在和“支那”--中国同一等级的“半文明开化”状态，而这一点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以及与“文明开化”之列强诸国比肩并列，教科书里关于日本的叙述开始不断发生变化。这是考察日本教科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明治初年，另一本著名的、文部省指定地理教科书是内田正雄编写的《舆地志略》。该书从明治三年（1870）开始出版，到明治十年（1877）全部出齐，共四编十一卷，最后一编系内田死后，另一位启蒙学者西村茂树接手编就的。该书关于人种叙述框架和内容与福泽《世界国尽》相似，在卷一“衣食的需要和开化的等级”一节，用长篇叙述了不同人种在野蛮-文明架构中的等级。被归入“野蛮”之列的有“北亚米利加土人”（甲）; “未开之民”有以游牧为业的“亚拉比亚、西比利亚、鞑靼”，半游牧的“亚拉比亚、阿富汗”，以农业兼畜牧业为生的“亚非利加州及南洋诸岛土民”及“前印度及亚细亚内地”的人民（乙）; “半开化之民”有“支那、比耳其亚、土耳其”（丙）; “文明开化之民”则有“西洋诸国及亚米利加合众国”（丁）。

虽然内田的教科书署名处没有标明是编译，还是创作，无疑和福泽的教科书一样都是编译而成的。在明治初年出版的地理教科书里，有些教科书径直标明了翻译自欧文本。

明治五年（1872）出版的讃井逸三、川村秀二译，密都尔著之《地理书直译》写道，世界上人分五种，有白人种、黄人种、黑色人种、鸢色人种、赤色人种等，其中“白人种胜于其他人种。”稍后，明治七年（1874）《官许舆地新编》出版。译者石黑厚自称“该书系自伦敦、弗拉地费亚镂行之地理书抄译而成”。该书没有对人种加以区分，而是以“文明开化”为标准将世界人种区分为“开化人种”、“半开化人种”和“未开化人种”三个等级，其具体特征为： “文明开化人种，讲究学术技艺，洞悉造化之域，轻门第，尚贤明，以信义与四海万国交，法政清明。”文明开化人种的代表为英吉利、佛良西、合众国、普鲁私等国。其次是半开化人种。“半开化人种讲究技艺文字，尚古而自尊，蔑视外国人。重门第，视妇女如奴隶”, “与未开化之民相较，其开化远远过之。这些国家有日本、支那、土耳其、百耳失亚国等”。最后是未开化人种。“蛮夷之人，以狩猎为生，裸体赤足，以虫类野果果腹。甚者，食人啖肉，强毙弱而为长。多穴居，几与禽兽无异。此乃中部亚弗利加人民，新几内亚、澳大利国等是也”, “未开化人种与前者较，间有稍谙文字者，然与牧养之禽兽为伍，饮其乳汁为生，鞑靼、亚辣伯，北部之亚弗利加人种是也”。

与上书同为明治七年（1874）出版的地理教科书还有深间内基根据William Huse、Ogustin Michel、Gold Smith等英国地理学家著作编译的小学地理教材《舆地小学》。该书在介绍五大人种的体格特征之后，还介绍了各个种族的性格、习性，具体而言：（1）高加索人种或白色人种，又称欧罗巴人种，“骨相最正，容貌极美，为诸人种中改良最佳、最富才干者，宜率先臻于文明之极致”。（2）蒙古人种或黄色人种（日本、中国等多属该人种），“天性善于忍耐，勤于学业，宜升入文明之境地”。（3）埃塞俄比亚人种或黑色人种，“习性怠惰，尚未进于开化之境”。（4）马来人种或褐色人种，“性格刚烈，常怀复仇之念，极少开化”。（5）美洲人种或赤色人种，“富于复仇之心，好战”。从可视的肤色、骨骼，该书对人种特征的叙述比上书更为细致。不仅如此，该书还从文明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种与文明之关系，给五大人种对号入座：“（1）蛮夷之人，为最下等之人，虽具人之外貌，然其心与禽兽无异，全然不知人伦，只知饥食渴饮。非洲、澳大利亚之人属之。（2）未开之人，略胜于蛮夷，居于天幕，以畜牧为业，智识蒙昧，虽有文字，仅以记事而已，且通文字者极少。世代由酋长统治，酋长对待人民苛酷残虐。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与北非人属之。（3）半开之人。政体风俗大为改善，人民善于耕作，都市发达，文学进步。但人民多恶外国之人，对待妇女犹如奴隶。支那、土耳其等皆属之。（4）文明开化之人。重礼仪行正道，诸物无不改良而使之完美，热衷学术。开化之民为耕作而注重算术，绘画肖像技术等亦达完美。人民各达其志，故国家亦臻隆盛。其中最佳者为合众国、英吉利、法兰西、日耳曼。”

另外，还有学校教师集体编写的地理教科书。明治九年（1876），千叶师范学校编辑的《初学地理书》采用人分五种的分类法，指出地球上有黄人种（蒙古人种）、白人种（高加索）、黑人种（亚弗利加）、红人种（亚米利加）、棕色人（巫来由）, “此五种人中，最进于开化者系白人种，次则应属黄人种”。

从前述地理教科书可以确定如下事项： 第一，人分五种是教科书普遍采用的人种分类法；第二，分类的标准乃是基于可视的肤色和骨骼等身体的属性；第三，这种自然属性被赋予了文明/野蛮的内涵。惟其如此，在各色人种中还存在另一种等级差异，如白种人中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显然要高于东欧、南欧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白种人；黄种人中土耳其、波斯、中国等则要高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黄种人。这些内容在其底本（original) --英文文本中是如何呈现的？本文不加讨论。从内容可以明确，明治教科书的底本绝非源自中国的传统知识，而是泊自欧美的近代人种知识，明治的“文明开化”使这些知识在日本的教科书里得到了不断的再生产。

在日本近代教科书历史上，明治十年（1877）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文部省颁布了审定教科书制度，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均需文部省“检定”。国家意志体现在教科书的生产上。如明治二十七年（1894）太田保一郎编写的《中等新地理》在由东京八尾书店出版后，送往文部省“审定”。作者是日本学习院的地理“助教授”，该书准备给“寻常中学校”使用，但结果一位姓“小川”的审查员用朱笔在该书上写下“不认可”，理由是“体裁疏漏，不适宜作教科书。谬误甚多”。但是，通观全书，并没有发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就人种叙述而言，该书关于人种划分与人分五种的分类法不同，采用的是另一种人分三种的分类法： 白种、黄种及黑种。“棕色的马来人、铜色的亚米利加人都属于黄种统”。而且该书对各人种没有作高下区分。这说明这种后来被证明更“科学”的人种分类法，在日本教科书的世界里它还不是一种“公共知识”。

那么，经文部省审核合格的教科书的人种叙述怎样呢？以下选择其中若干例罗列如下。这些教科书在日本迄今鲜被使用。

首先可以看到人种叙述的新变化——出现了以“洲”区分人种的叙述。西村义民在《地理总论》中没有以可视的肤色来论述人种差异，而是以“洲”来区分等差，在该书第4章如是写道：“论其开化文明，欧罗巴第一，亚米利加次之，亚细亚又次之，其余二洲，则多未开化之邦国部落。”第5章写道：“五大洲中，著名邦国凡三十余，我日本系其中首屈一指之国，其余小国部落不胜枚举。”辻敬之、冈村增太郎《小学校用地志》也是按洲区分人种： “居于大洋洲、印度诸岛之热带地区的，食物充足，流于懒惰放纵，难脱野蛮之俗。又，局促于极地寒国人民，每困于衣食，亦难达于开明之境界。唯居于温带洲之地人民，恰恰适中，从而达于最文明之境。西洋诸国及日本、支那等是也。”

此外，一些教科书虽依然持人分五种观点，却不再强调肤色决定文明开化之程度。明治十六年出版的三桥惇《小学舆地志略》虽然写道：“世界人类，大别有五，即蒙古种（黄色人）、高加索种（白人）、以日阿伯种（埃塞俄比亚，黑人）、巫来由种（马来，棕色）、亚米利加种（铜色人）。”但是，没有明确说明这种肤色之差和“各国人民开化进度有高低等差”之直接关系。冈村增太郎《新撰地志》第九课则只有按照肤色与骨骼判断人种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美洲人种、非洲人种和马来人种等数语。

尽管如此，福泽以来的人分五种及其“文明开化”高下之分仍是教科书叙述的主流。明治十二年（1879），山田行无编《新撰地理小志》第3章写道：“欧罗巴位于亚洲的西部，高加索之白种人居住之地，土地虽然最小，然人民富有智识，巧于工艺，居壮丽之家宅，着轻暖之衣服，食鲜美之食物，堪称当今世界之乐土。”高桥熊太郎编纂《普通小学地理书》第9章人种之事中写道： “此人种中，欧罗巴人种最富有知识，学习农工商，诸事开化，故在五种人中位居最上等，又亚弗利加人种，愚昧而不事事，习惯于怠惰，堪称野蛮，是为五等人种中之最下等。”前川一郎《万国地理小学》则有“黄色人种曰蒙古人种，住亚细亚，世界开化之始祖。白色人种曰高加索人种，散处欧罗巴、亚米利加，系人类最优秀者。”“其余三种人为人类中最劣等者。”小笠原利孝编《小学万国地志》：“五种人中，蒙古、高加索二人种达于文明开化之境，亚弗利加以下三种皆未脱离野蛮之境。”“半开之民，自大而沉溺于虚妄之迷说，智识贫乏，器械粗糙，君主独专威权，任意抑制万民。蒙古人种多属此类。”坪井祥编《改订小学新地志》分开化的等级为： 野蛮之民，亚非利加、大洋洲、南北亚米利加之土民；半开化之民，亚细亚及南亚米利加之大半；开化之民，教育普及，知识进步，有自主权。此外，学术技艺皆极精致，至风俗言之，礼仪端正，重德义，厚友谊，亚细亚之一部、欧罗巴、北米利加之大半也。

上述教科书人种叙述基本上是明治初年教科书的翻版，了无新意，而高桥熊太郎编纂的《普通小学地理书》居然抄袭了8年前高城与五郎《万国新地志》的人种叙述。

甲午战争（1894-1895）后，日本对清朝战争的胜利鼓舞了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编辑所《小学外国地志》称世界人民分为四等：野蛮之民、未开之民、半开之民和文明之民。文明之民“崇尚礼仪，精于学术技艺，农工商兴盛，广开交通贸易，系人类中最高等，谋求快乐生活。吾之国民即此也”。日本俨然达于“文明开化”的境地。

而20世纪初日俄战争（1904-1905）对俄国——白种人的胜利，更让日本社会陶醉于人种胜利的快感之中，教科书里的日本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地理研究会编纂《新地理·中学校用概说之部》依然采用五种人分类法：“亚细亚人种，欧罗巴人种，亚弗利加人种，亚米利加人种，海岸岛屿人民。”其中，“亚细亚人民，皮肤呈黄色，颧骨突出，头发一般为黑”。“亚洲人口约为五亿八千万，该人种古代势力颇大，曾席卷欧洲大陆东部，现除我大和种族，其势力趋于衰弱，乃至屈居于欧罗巴人种之下风。”“（欧罗巴）及至近世，广拓殖民，竞相移住，其分布大为扩展，现在世界各处皆可看到，文化最进步，最有势力同上。”而非洲“今大多仍未脱蒙昧野蛮之境遇”。美洲之“人种过去曾有过发达时代，现下则完全陷入野蛮状态”。这种高扬的日本文明开化话语实则折射出此前日本的“半开化”状态，可谓以白种人为尺度的文明观的另一个表现形态。

三、 “种族竞争”——清末民初教科书里的人种叙述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各地建立的近代小、中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迅速扩大。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3年先后发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在正式颁布的一系列章程里，对修身、格致、历史、地理等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

清末的教科书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没有成为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另一类是实际进入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后来这类教科书需经“学部”审定）。就历史教科书而言，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晚清三大著名教科书皆为私家版教科书。自然，这些书中的人种叙述只能代表作者及其所属群体的观点，如曾鲲化《中国历史》写道：

「国史氏曰，二十世纪之世界，帝国主义之世界也。帝国主义之时代，种族竞争之时代也。横览地球各国分合之原由，莫不以地形之区域，民族之种类，为天然之鸿沟。虽然，惟我国文明程度之高，化合力之强盛，自古已著。上下数千年，外族之犯我国者屡屡，然皆为我国政教风俗之文化力所镕铸，而失其异种之实。今敢正告我国民曰，中国者，汉人种之中国也，自今以往，需各振其国民精神，脱外族奴隶之羁轭，恢复我汉种固有之国之权力，发挥我汉种固有之优等文化力，抹煞外族一切界限而吞吐之。然后雄飞二十世纪之世界，以与白皙人种竞争。」

这种汉人至上的人种叙述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知识，只能置于排满革命语境（context）来把捉。晚清排满革命派喧嚷一时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实际上要宣传的是“汉种”在优胜劣败中的“光荣”历史。对此，夏曾佑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表示怀疑，而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等中却极表推崇，这种不同态度固然有着不同的历史认识之因素，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排满政治立场的不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自然，这类人种知识是不可能进入清朝治下的小、中学教科书中的。

根据清政府的教育政策，教科书的编纂者们一般都很有意识地针对学生的特点编纂教科书。黄英在《蒙学地理教科书》中称：“讲学而不能普通，知之者少而言之，不能从同，此国民之所以无智识也。”这是说如何以“普通”的方法来传达知识，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管圻编《中国地理新教科教授法》在“总论”中强调：“凡教小学校地理，须授以本国国势之大要，使之理会关于人民生活之状态，且以养成其爱国之精神。”这是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爱国意识。这种以知识启蒙和国家认同为本旨而编撰的教科书其人种叙述又怎样呢？在笔者所阅读的地理教科书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其中之一是“种族竞争”方面的内容，这和甲午战争（1894-1895）后知识界高涨的“保种”呼声一脉相承。陈毅在《胎内教育》一书的《序》中写道：

「我虽败衅于一时，而不十数年、数十年，而生息如故也。彼白种人，勇悍长大，德慧术智兼而有之，以其争存之心，行其殖民之策。既鞭笞红种人、黑种人，而奴隶之矣。又以其术，施诸我，如万马之饮泉，如万弩之射的，所谓民族竞争者，非耶？我黄帝子孙，与之相遇于舞台之上，绝之不可，避之不能，孤单限于重围，宜如何励无智、新我德、强我体，以与之竞争哉？」

作者认为种族竞争须从胎内教育开始。这类言辞充斥于报章。且看1902年9月2日刊行的《新世界学报》第1期上一则封底的《各国种类考》的出版广告词： “诸暨赵氏丛刻本，首五洲总考,次亚细亚洲，曰日本、曰印度、曰波斯，次小亚细亚，曰巴勒士登、曰阿拉伯、曰朝鲜、曰南洋滨海各国、曰南洋群岛，次欧洲……凡三十二篇。附通种、强种说，二篇析种类生灭之微，演万国大同之理。有恃旧种而不修实学，抚贵种而不竞自存者，亟宜取是书而读之也。”这里的通种、强种正是19世纪末唐才常等人士所强调的内容。1904年钱承驹编《蒙学地文教科书》更直截了当地称：“我国民，黄色人种也。二千年来汉族文明，焜耀大地，今几为白人所掩并焉。为国民者，果何以洗雪斯耻，以无负亚洲大陆地文之发达乎。”

清末这种对人种竞争的危机感受到了来自欧美近代人种知识的支撑。和日本一样，人分五种的人种差异话语为教科书普遍采用，这是清末教科书人种叙述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钱承驹《蒙学地文教科书》说：“动物类中之最占优等者曰人，人种有五，一黄色人种，二白色人种，三红色人种，四棕色人种五黑色人种”，“黑种最下，生于斐洲及绕赤道诸部，所谓黑奴是也”。黄世基编《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四课《人种》则追究人种优劣的原因在于： “人亦动物而最灵者也，然性情状貌，因所居而异。居热带者，物产丰饶，衣食易足，故性多昏惰；居寒带者，资生甚难，终身拮据，故性多愚鲁；惟温带气候温和，物产均足，最适于蕃息发达。”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黄色人、白色人、黑色人、棕色人和铜色人孰优孰劣，但其结论不难推导出来。

在清末教科书里，明显推崇白人种的文字并不多见，有些甚至还强调黄人种的优越性。

陶浚宣《地学歌》有道：“五方之土中央黄，黄种贵于白，赤棕黑蚩蚩氓”，“亚洲本为文明祖。”不同的例子可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版、宣统三年第26版的《学部审定最新地理教科书》为证。该教科书在《人种》一课介绍当时流行的人种学说如下：

「全球人数，共约十五万万，可分为五大种。一曰黄种，亦名蒙古利亚种，肤色黄，面平鼻低，发黑而直，居亚洲之东部北部，数约六万万余。一曰白种，亦名高加索种，肤白眼碧，广额隆鼻，毛发褐色，居欧洲及亚洲西南部，而移殖美洲、澳洲及非洲海滨者亦多。人数略同黄种。一曰棕种，亦名马来种，其貌与黄种略通，而肤色黝黑，居南洋诸岛，数约五千万。一曰红种，亦名印第安种，目深发疏，肤现铜色。美洲之土人也。数只一千五百万。一曰黑种，亦名内革罗种，厚唇缩鼻，肤黑如墨。非洲之土人也。数约二万万。」

紧接着，在《文化》一课里，将人种与野蛮、半开、文明等进化概念相结合，将不同肤色的人种对号入座：“今惟白种人日近文明，而黄种人则犹有滞居半化之列者。若夫黑棕红三种，则大都野蛮而已。”编者给“文明之民”作了如下定义：“工商记忆，穷极精巧，智慧发达，学术深邃。尊德义而贵礼让，人民又暗，国家巩固。”在该教科书第四册《外国地理》下卷的欧洲部分，编者将白种人进一步分为腊丁、条顿和斯拉夫三个民族，称“三族之民，播迁各洲，以其才艺高出他族，故所至握其大权。民俗知耻自重，不拘拘小节。教育普及，风俗敦厚。……土地既沃，民多智巧，故农业繁兴，工艺竞起，而航业商务，遍及地球。”比较前文关于日本教科书的人种叙述可知，这部教科书的论述明显受到日本教科书的影响。

一般而言，清末教科书关于人分五种的叙述都以肤色为准。余謇辑《地理略说》则以头发为标准，其中写道：“人类不齐，近世学者皆谓其同出一祖，其后因所居之地气候不同渐致改变，遂有种族之分，分之之法，或以毛发，或以头颅，或以皮色。今就毛发，分之为三大类，每类又可析为若干支。”“直发种”为有色人种，“思想较高于绒发种。澳洲之土人亦属此种，但肤黑额低唇厚，与绒发种无异。故思想在地球上为最低”；“拳发种”大半为白色，故称白种，“此种中多数人之智识高于他种”, “高加索族为拳发种内思想最高之族”; “绒发种”淡棕色到黑色，“此种人思想极劣，无有能光于历史者”。分类法虽然不同，结论却是清楚的： 白种人高，黑种人低。

在清末的地理教科书中，上述人种差异叙述也被用来叙述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很多教科书在涉及文明/汉人起源问题上，每有歧视“苗族”和其他少数族群之词。由蔡元培校订出版的《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相对比较公允。在第15课标题为《人种》，称“我国人概属黄种，细分之有六”，汉族、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西藏族、苗族。“新疆西北部，则有高加索种，南洋琼州岛，则有马来种。”“我国民族，概属黄种，汉人最多，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蒙古人民，共约二百五十万，种族与汉民不同。俗尚骑射，性能耐劳。轻捷剽悍，务畜牧，不知耕稼。衣服粗陋，礼仪简略。奉佛教，崇敬喇嘛，衣皮食酪，居于帐幕，逐水草转移，故罕有城邑。”

民国成立后，教科书中有关人种叙述出现了一些变化，关于人种同源说的介绍增多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新系列，出版后广受好评，在其中《新国文》第六册专辟一课，题为《人类一源说》，介绍了当时在人类学界已成为常识的人类同一起源学说。编者写道：

「世界人类之种族，大别之有五。曰黄种，曰白种，曰黑种，曰红种，曰棕种，肤色同矣。而以风俗语言之歧异，又各别为无数种族，如黄种有汉族、蒙古族，白种之有条顿、腊丁族是也。

世界人类，其初皆出一源，特因气候、婚姻等事之关系，以致渐分为多种，此治人类学者所公言也。人类种族之分别，以肤色为最著，肤色之差异，以黑白为最著。虽然，黑白之分，非由其初祖之遗传，实受外界之影响也。非洲人种，以居热带之下，日光直射，皮肤久受熏炙，故成黑色。欧洲人种，居凉爽之地，故其肤色特白皙。肤色之关系于气候，此其一也。非洲旧俗，选择配偶，以黑为贵，故肤色黑者，结婚独易，其种日番，而黑者因以愈黑。肤色之关系于婚姻，此又其一也。」

强调人类肤色与环境、婚姻之关系，似乎对进化论序列中的人种话语有相对化作用。总体说来，民国初年出版的教科书在内容上基本承袭了清末教科书的内容。教科书中的人种话语，多数仍是清末进化论系谱的延续。例如，高等小学用《新地理》扩展为六册，一至四册为中国地理，五、六两册为世界地理。第六册增加了《天文地理概要》、《地文地理概要》和《人文地理概要》，较之清末的地理教科书，内容更为充实。但《人文地理概要》关于人种的表述与前面提到的清末谢洪赍编《学部审定最新地理教科书》基本相同。

关于五大人种中各人种的特征描写也与《学部审定最新地理教科书》完全一致，但关于五大人种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描写，则与清末略有不同。

「当今之世，黄种最繁，白种最强。我国人民，皆黄种也，余则日就衰减矣。太古之人，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所谓野蛮之民。越时既久，始有畜牧之业，家室之居，而民智固陋，民心涣散，所谓半开化之民。沿及近世，智慧发达，学术开通，道德高尚，政治完备，则所谓文明之民矣。今日世界之人，文明者存，愚昧者亡，乃自然之道也。」

值得注意的是，（1）经历从清朝到民国的大变革之后，黄种地位的叙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强调人口众多的“最繁”一词代替了清末单纯进化序列中的“半开化”一词。（2）“白种最强”，“余则日就衰减”，将黄种与行将衰亡的红、棕、黑三人种区别开来。（3）将文明与愚昧视为存亡的标准，并称其为“自然之道”。有意思的是，该书修订版中，编者在《中国人文地理概要》一节中，运用进化论的人种学知识对中国境内的人民作了如下描述：

「世界人民，黄种最为繁盛，而我国尤繁盛中之代表也。开化既早，学术奥深。惟多不适于今世。近年逐事变更，已日进为文明之民矣。苟能实事求是，共励进行，则语言、文字、宗教、政治、实业诸端，何患不臻优美之点哉。」

但是，进化论下的“人种竞争”仍是民国初年教科书叙述的基调，充满了紧张感。庄俞、沈颐、樊炳清编《高等小学女子新国文》在《进步》一节写道：“人，动物之一也。然位于各种动物之上，而驾驭动物，以为己用。彼动物者，被宰杀，被奴役，而无如何，是何故哉？曰： 人有进步，而动物无有也。”“进步之法，贵于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使一种之人，停滞不进，则阅时未久，而他种人将挟其奔轶，绝尘之势，来相侵犯，不亦殆乎。吾国以文明先进著，而近世乃无进步可言，若不急自奋厉，何以争存于世界？顾吾国人以猿为鉴也同上。”

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高等小学校用《新制中华地理教科书》第七卷将世界人口分为亚细亚种（一名黄种）、欧罗巴种（一名白种）、阿非利加种（一名黑种）、马来种（一名棕种）和亚美利加种（一名红种）, “五种中欧罗巴种最强，差足颉颃者，惟我亚细亚种，馀非奄无生气，即行将澌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

1915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发行的《高等小学新国文范本》的人种话语，对人种作了一番新解。其概要如下：太古之世，人类受地理交通的限制，老死不相往来，可称为“山林之人种”、“转徙之人种”、“水宿之人种”。受生计限制而有“游牧之人种”、“栖食之人种”、“渔猎之人种”之别。人种进化而为部落，再进而结为国家。部落和国家的形成分别为人种进化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关于世界上五个人种分别所处的地位，编者作了如下描述。

「世界人种，分黄白红黑棕色五类。黄白二种，早已由部落而成国家，红黑棕三色人民，则未脱野蛮旧习，散为部落，甚且并部落而未成者。呜呼！优必胜劣必败，红黑棕三种，民质陋劣，已渐归淘汰矣。黄种开化最早，今且不若白种。岂白种果天之骄子乎耶？亚洲大陆，黄种所萃联络而维持制，其庶免异种之蹂躏也夫。」

在黄白对红黑棕的序列里，白种为优胜劣败的正面教材，红黑棕为优胜劣败的反面教材。黄种唯有发奋图强，方能免于落入红黑棕三人种被淘汰的命运。对此，《高等小学新国文范本》第二册中收入了一篇题为《体育足以强种说》的文章，作者提出只有通过加强体育教育、培养强健的体魄，才能使中国在人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者写道：

「世界之人种有五，翘然特出者，其惟黄白二种乎？夫白种之强，固已，而黄种则势且浸衰。东瀛三岛，尤有大和魂、武士道之精神，若吾国为黄种萃居之地，独奄奄一息，荼弱不振。曷以故？曰无体育故。吾闻欧美各国皆以体育著矣。试举我国民族与彼相较，彼则伟大，我则短小；彼则勇敢，我则柔靡；彼则挺拔，我则局缩；彼则活泼，我则垢污。不待疆场相见，胜负之数可预决矣。」

此外，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1921年38版《新式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教育部审定）第七册《人种》中，编者对人种之间优胜劣败的严峻现实的忧虑跃然纸上：

「世界人类，以肤色分为五种，曰黄种，曰白种，曰棕种，曰黑种，曰红种。此五种者，其初智力，本不相远，其后进化有迟速，于是优者胜，劣者败。故棕红黑三种，日沦于衰亡，惟黄白二种，在世界成对峙之局，而白种尤强。吾人黄种也，鉴于棕红黑三种之衰亡，将速筹自振之策乎？抑甘蹈其覆辙乎？」

教科书的人种表述还与中国所处的日益危急的国际环境密切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欧洲国家无暇东顾，出兵占领胶州湾，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前文引用的《高等小学新国文范本》第一册人种部分同一页上方，特地加上“东望扶桑幸勿戕同种”的眉批。在作者看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无异于黄种人之间的自相戕害。该书出版不久，大隈重信内阁利用袁世凯试图称帝的野心，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地理教科书》第四册中有如下一段内容：“黄种亦称蒙古利亚种，人数最多，分布在太平洋沿岸的，有中华民族，人口四万万，据有最大最古的国家，但因受外力的侵凌，情势很为危殆。在他东邻的日本，叫做大和族，势力最强，可惜对于同种的各族，往往加以压迫，贻[萁豆相煎]的讥评”。 

进化论——“人种竞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自介绍到中国后广为知识界所接受，因为它既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由于积弱而受列强侵略的现实，同时还足以激发人们救国图强。民国之建立虽然改变了国内政局，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而且，与清末相比，民国成立不久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下列强在中国的相对均势。由于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客观上给日本提供了独占中国的机会。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北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加剧了中国的亡国危机。因此，在民国初期，“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社会进化论以及以此为根据的人种学说和清末一样依然适应了中国知识界的需要。

四、 结语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去过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的人知道，该馆陈列了人类从史前文明到近代文明的进化历程，这一历程的最后是各种有色人种的生活史。在感叹人类壮观的进化历程之后，人们发现展厅里唯独没有陈列白人种的生活史。这种白人“不在场”提醒人们，有色人种的近代历史是一部被“他者”（other）视线笼罩下的“被写生”的历史。就本文关于东亚（日本和中国）教科书里的近代人种话语的考察而言，当近代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席卷全球，白种人通过可视的肤色和骨骼而建构的人分五种知识也传到了东亚，明治日本教科书所宣称的“文明开化”隐喻的是日本的“不文明开化”，所以教科书里十分强调五类人种的等级序列，白种人高居其上，红色、棕色黑人位于下，黄色人处在中间。中国堪称“半文明开化”的典型。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人种叙述是来自白色人种--欧美的近代知识，它和日本历史上既有的关于人种的看法之间缺乏直接联系，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与日本不尽相同，清末民初中国教科书所呼喊的“人种竞争”含有很复杂的意味。有时可能是中国人种“低劣”的隐喻，这种自我“差异”可谓西方近代人种差异知识的内在化。但是，与日本教科书相比，一般中国教科书不但没有日本那样对黄种的自卑情结，反而常常表露出可以在“优胜劣败”的社会进化中战胜白色人种的信念，这主要来自对既往文明历史的自豪感和对现实的乐观主义估计（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人种知识在日本和中国的再差异化问题。对于人种的再差异化的表述日中之间略有不同，日本是通过对其他有色人种，特别是对黄色人种的“再差异”化而将自我提升到一个与白色人种并肩同等的位置。中国是一个反面教材。而中国在循着同样的路径展开说辞时，对于其他有色人种也进行了再差异化。印度、阿富汗以及中国国内以苗族为代表的族群是内外不同的两个范例。这是“人种西来说”得以喧嚣一时的背景。民国成立后谋求族群融合的政治要求致使后者的参照系作用从人种叙述中脱落。

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虽然从清末民初中国教科书的人种叙述与日本教科书有若干不同，但是，中国教科书的人种知识主要来自日本。不仅教科书的体例来自日本，内容也大多因袭日本。许多教科书的编者也承认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其他论文中专门论述。

可以看到，在优势文化传播过程中，某一种知识是否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并不取决于该知识在当时具有多大的先进性，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它能否满足接受者的需要。有时候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接受者宁愿舍弃知识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而选择被证明是错误的、过时的知识。因此，近代人种概念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而是近代形成的“政治概念”。政治可以消释人种问题，也可以将人种差异化。【完】

注：

1、作者信息：孙江，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

2、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脚注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文科高研所网站该辑完整版。

本文编辑：阿千

审核：冯乃希

TIAS网站：tias.tsinghua.edu.cn

《区域：亚洲研究论丛》

（第一辑 | 跨体系社会）

主编：汪晖 王中忱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

转自  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公号